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跟随母亲走“五七道路”
作者:网络征文 浏览:10763 发表时间2013-07-10 16:13:59

李雅宁

  (这是母亲走“五七道路”时,市政府办公室所辖单位下放干部在市政府楼前留影。前排右第一位是我的母亲。)

  初冬的一天,我在整理老相册时,发现了母亲在文革期间走“五七”道路时这张照片。于是,一段难忘的往事,又把我带回到曾经不愿讳言的过去,仿佛又看到了昨夜的星晨辰,感受到了那小山村寒冷的北风。
  彻夜未眠
  一九六六年史无前例的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爆发,学校停课,工厂停工,当时我十岁读小学三年级。一九六七年,敦化大街上贴满了大字报,原很平静的敦化小城很快分成了“红到底、新曙光”两大派。两大派经常发生武斗,相互残杀,经常有红卫兵小将和造反派“壮烈牺牲”,打砸抢事件时有发生,有时还会全城戒严。大街上今天斗这个,明天斗那个,好多当权派被剃了阴阳头,戴上大高帽,游街“请罪”,甚至被殴打示众,其状惨不忍睹。
母亲当时是机关幼儿园园长,也被划为当权派、走资派,每天挨斗。可母亲还算幸运的,没戴高帽、没游街,就是每天在单位批斗时,母亲都要戴着大牌子,大牌子上的细铁丝勒在母亲脖子的肉里,衣领上满是血迹。造反派让母亲跪在小朋友特别窄小的课桌上自己“请罪”,哪句话造反派不愿意听就遭到拳打脚踢。每次母亲挨批斗时都是大汗淋漓、全身发抖……每天批斗会结束时母亲的工作就是打扫室内外卫生,打扫厕所。
  一九六九年冬天,县革委会又根据上级精神,命令广大干部走 “五七道路”,率先动员一批没有“三结合”靠边站的各单位领导下乡插队。这无非是拿成千上万的干部群众的政治生命,为某些极“左”的政治家涂脂抹粉。于是,我的母亲又被发配到农村劳动改造。
 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的一天晚上,母亲顶着寒风回到家,满脸通红,进屋就把爸爸、姐姐和我都叫了过来,母亲说:“今天晚上政府办公室开会了,动员各单位没有“三结合”靠边站的领导都要下乡插队落户。说是动员,其实就是命令,愿意去要去,不愿意去也要去,没有商量的余地。第一批就有我,要求三带“带户口、带配偶、带子女”,工资只发一年,给一天整理时间,后天搬家。”母亲还没说完,姐姐就哭个不停,说不愿意下乡。我那年十三岁,也可能是不太懂事,我倒觉得下乡也行,最起码母亲不用天天挨斗,不用再受罪受辱,整天写检查了,我们也不用天天担惊受怕,也不用在同学中受歧视了。这一夜我们全家未眠,母亲说完后含着眼泪收拾行装,父亲忙到邮局给哥哥打电话,叫哥哥回家(当时哥哥已结婚,在大石头沟里教学)。我悄悄地看着泪水涟涟的姐姐。姐姐从小出落的如花似玉,还非常懂事讨人喜欢。可是,这次姐姐可显得很不懂事了,把两个漂亮的大眼睛都哭肿了。姐姐央求母亲说:“我能不能不跟你去农村?把我留在舅舅家上学,听说城里的学生毕业后下乡还有机会抽回当工人,我们下乡后妈妈工资只发一年,那一年后我还能上学了吗?那我们就要一辈子在农村了…….”母亲闪着泪花说:“这不行,县里开会特别强调谁要是把孩子留在城里就按反革命处理,那妈妈不但要游街戴高帽,还要判刑,县里就怕有这种情况,把我们的户口都冻结了,明天一早县革委会就派红卫兵来给我们注销城镇户口”。母亲心如刀绞,父亲安慰母亲说:“没事,在哪不是生活”,又对姐姐说:“别哭了,不懂事,你这么哭你妈心里多难过,没事的,到了农村,爸爸妈妈咋也想法让你还上学念书……”不知不觉天亮了,我们一家人已苦苦坐了一夜……
  哥哥接到电话后,马上乘坐小火车清晨就到家了。一进屋,哥哥大声问母亲:“为什么让你下放劳动改造?你究竟有什么问题?”哥哥气得眼睛通红,问妈妈:“你在解放初期参加革命,那时社会复杂,日伪残余及国民党特务活动猖獗,你冒着生命危险为党工作,不能算是共和国的功臣,也不能打成劳改犯呀?妈妈,他们为什么不让你三结合?”母亲低声道:“他们说我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不足,对毛主席不忠 。”母亲是个敢于维护真理,坚持原则的人,她从不违心说话,就是在挨批斗时,母亲也从不说文化大革命正确,打砸抢对。开始批斗母亲时,造反派给母亲定了很多无中生有的罪状,母亲坚决不服,每次与红卫兵舌战时,都是将对方辩得理屈词穷,不好收场,因此也得罪了这些造反派。哥哥冷静了下来,见姐姐还在哭,便对母亲说:“那我把两个妹妹带走吧?你把她们带到农村,怕是她俩这辈子就要生活在农村了”,母亲说:“不行,要是这样做我是要坐大牢的。再说你就是带走了她俩,但户口你带不走,她们还是农村户口。”哥哥无奈地看着我们,含着眼泪说:“一年后妈妈的工资停发,爸爸身体又不好,两个妹妹还小,这可怎么生活啊……
  那天,父母亲和哥哥整理了一天的家中物品,当时县革委会还有个口号叫“轻装简行”,每户就给出一辆大卡车,上面还要坐上一家人,物品多了装不下。在整理物品时该扔的扔,该送人的送人,我们家连一块烧柴都没带。
  当时敦化下放的“五七”干部队伍也可谓浩浩荡荡。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二日那天上午,街上的大卡车戴着大红花一辆接一辆地送“五七战士”。车上的人挥泪告别,车下的人哭声一片。我家去的地方离县城近些,车安排在下午。那天下午,我们带上了被注销的城镇户口簿,用同样的大卡车,装载着我们全部的家当,一家五口人,坐在车厢外,亲属和邻居们都热泪相送,但母亲的嘴角始终挂着一丝的微笑。姐姐藏在大人的身后擦拭着泪花,但我还是没什么感觉,特别是上了大卡车,我还觉得好玩了,因为我没坐过大卡车。
  我记得那是一个漫天飞雪北风呼啸的下午。车一出县城,凄厉的北风夹杂着雪花扑面而来,凛冽,刺骨。我们一家五口人在朔风中瑟瑟发抖,紧紧挨坐在一起,随着摇摇晃晃的大卡车,驶入茫茫夜色。
  刻骨铭心

  我们即将插队落户的地方是翰章公社新立屯。新立屯东两公里就是抗日英雄陈翰章将军的家乡半截河屯(现在称翰章村),屯北边两公里是小孤山屯,也是公社所在地。这里虽山青水秀,但土地并不肥沃,听老乡讲这屯是“霜道”,每年来霜早,十年九不收。我们插队的第一年,干一年活到秋后还要倒找钱,因此农民都不愿意上工。第二年好了些,每个工开三角钱,扣除义务工等,一个整劳力一年挣不到一百元钱。
  新立屯有一百多户人家,老乡们善良朴实。当时来这个屯插队的“五七战士”共六户,老乡们称我们是下放户的孩子,有调皮的孩子却叫我们是牛鬼蛇神崽子,我们也从未辩解,就装没听到。
  卡车到了翰章公社新立大队,我们一家五人全身几乎冻僵。身披白雪,正准备下车,从大队跑出一群孩子,他们一出门就喊“又来一车牛鬼蛇神”,那种屈辱和寒冷交织在一起,我惊呆了,我害怕了,我哭了……村书记从大队部跑出来,边跑边说:“行了,行了,别瞎喊了,赶紧快回家去吧!”村书记边说边把我们扶下车,帮我们把行李放在村里早已安排好的老乡家西屋。这个房间原是老乡的仓房,虽有炕,但没锅台,那天的晚饭是村书记请我们在他家吃的。我们进屯里时天就黑了,又没锅台,也没办法烧炕,但天又特别冷,站在屋里都冻得全身发抖。夜阑人静,万簌无声,我们一家人穿着棉衣盖着棉被躺在冰冷的炕上,度过了羁旅生活的第一夜。
  次日清晨,听邻居家雄鸡报晓,看村里炊烟四起时,母亲满怀酸楚流泪说:“我是冒着枪林弹雨在翰章乡这块土地上参加的革命,现在又把我流放到翰章这块土地上劳动改造,自从参加工作,我就夜以继日努力地为党工作,我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……等一年后停发工资,我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了……”父亲安慰母亲说:“别上火,农村活我还能干,明天我就到队里劳动去。”哥哥擦着泪水说:“妈,等你工资停了,咱们就搬到大石头沟里去,一家人在一起生活,我还能照顾你们……”
  为了不让母亲再伤心,我们马上起床打扫室内卫生,爸爸和哥哥还搭了各种架子,把所有行李包裹都打开,大致放好,生活用品也都拿了出来。基本像是家样了,算是初步告一段落。这时已是早上八点多钟,我们都已累得筋疲力尽,却还没吃饭。别人家都吃完饭了,可是我们家还没有锅台。元旦前后是一年中最冷的日子,数九寒冬没地方弄泥,爸爸和哥哥也不知道在哪弄来几块土坯,盘了锅灶。我们插队的第一顿早饭中午才吃上。
  插队第二天下午,母亲就到生产队参加积肥大会战,拉草炭肥、搞农田基本建设,并认真“改造世界观”。父亲带着我和姐姐到山上打烧,开始了我们一家人跟随母亲走“五七道路”的生活。 
 
  (前排左第三位是我的母亲)
  父亲身体不好,患有严重的哮喘病,来到农村一直参加生产劳动,和青壮劳力一起干活。下乡不到六个月,父亲的病情就愈加严重,又添了肺心症。母亲四处求医,为父亲看病,花光了家里仅有的积蓄,又到大队借了款,但是父亲还是危在旦夕。父亲知道自己不行了,在哥哥回来看他的时候,他嘱咐哥哥说:“我死了,你把你妈和两个妹妹接到沟里一起生活吧,你妈的工资马上就要停发了,家里没个男劳力,在农村是没法生活的。”哥哥应了下来。
  下放的第二年春天,根据国家下放人员政策,村里在屯南边为我们家建了三间泥草房。这时父亲的病已经很重了,母亲怕父亲去世时吓着邻居的孩子,还没等房子建完,就领着我和姐姐垫屋地,夹猪圈。我们正忙着,邻居家小孩跑来叫着我的名字说:“你爸死了。”我飞快地跑回家,见父亲的头搭在炕沿上,睁着眼睛,张着嘴。我和随后进屋的母亲说:“爸爸没有死,还睁着眼睛啊……不管母亲怎样紧锣密鼓地收拾房子,安排搬家,父亲还是没有等到搬家……
  父亲去世了,插队生活更加艰苦,母亲在我们面前从不流泪。我年龄还小,不知道母亲在委屈压抑中又是怎样掩饰着失去丈夫的内心痛苦?她表现得无比坚强,领着我和姐姐顽强地生活。今天,回述那段不堪回首却又总令人记忆犹新的荒谬的时代,分明觉得,我的母亲不仅是一个共产党员,更是一个平凡而伟大、坚强而善良、严厉而又慈祥的伟大母亲,母亲身上凝聚浓缩着中华民族女性杰出传统的美德。

  终生难忘

  父亲去世后,母亲对我和姐姐说:“我们不能搬到哥哥家去,他已经有两个孩子了,就他一个人工作,他们一家四口的生活都很困难了,我们不能再去添麻烦。最主要我是被管制人员,组织上也不允许我乱动。你们俩要学会坚强,要养成能在各种条件下生存的能力。”
  父亲走了不久,我们就搬到了新房,由于屯里宅基地紧张,所有“五七战士”的房子都建在屯外。我们娘三人也没能力夹院子,就这样住在屯南头孤孤零零的一戳房子里,冬天窗含南山雪,仿佛能望见父亲的坟地。那年冬天公社“五七”办抽所有的“五七战士”编组包村下乡蹲点。这些“五七战士”白天要和农民一起出工,晚上“五七战士”要在大队等着农民吃完晚饭接着搞运动,“斗私批修,抓革命,促生产”。母亲每天披着星星走,戴着月亮归。
  一天晚上母亲还没回来,我和姐姐就睡觉了,梦中就听到敲玻璃的声音,声音很大。那天晚上天色漆黑,农民叫月黑头,伸手不见五指。我和姐姐抬头一看,有两个特别大的眼睛贴在窗玻璃上,我俩吓得“妈呀”一声都藏在被窝里,全身发抖,哭个不停,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,母亲回来了,就听见母亲在房前喊了几声,母亲就进屋了。原来是农民散放的几头牛贴在窗户旁避风,也把母亲吓了一跳。
  冬天日落得很早,要做晚饭了,天下起了大雪,我急着去挑水。我们屯吃的是泉水,要用扁担打水。下乡第一年冬天都是父亲挑水。冬天井边结成厚厚的冰,再盖上一层雪,特别滑,站都站不住。我心惊肉跳地用扁担打水,可是把水桶掉到了井里,怎么也弄不上来。我蹲在一旁,望着埋葬父亲的山坡哭着。这时一个村民过来挑水,看到了我,便马上为我捞上水桶打满了水,还一遍遍告诉我,“俺家就在前边,离井很近,你再挑水就叫我,我来给你打水,你们小孩冬天打水危险。”我感到一股暖流涌上心头,因为在那人性沉沦的岁月,“乡亲”们仍保持了内心深处的那份善良,是他们给了我生活的勇气。
三九严寒,家里的烧柴也没了。前一年是父亲带着我和姐姐到山上打的烧柴。母亲整天忙,我们也不敢和母亲说。我和姐姐知道因父亲有病母亲欠了很多的外债,母亲常对我们讲这几年我们娘三个要过紧日子,母亲每月五十元钱的工资全部交到村里还欠村卫生所的医药费。家里没柴烧实在太冷了,我和姐姐拿上父亲用过的砍柴刀上山砍柴。
  树枝缠绕、野草枯凄的山上,老远见不到一个人影,我和姐姐非常害怕,就到父亲的坟墓附近打烧柴。我和姐姐磕磕绊绊在树丛里穿梭,打着毛柴。听到什么声音我和姐姐马上跑到父亲的坟旁,就觉得好像父亲把我们搂在了他的腋下。我俩上山打柴也学着父亲上午打柴下午捆。可是由于我们小,我才十四岁,姐姐才十七岁,又是女孩子。前一年和父亲来打烧柴都是父亲捆的。我们不会用榆树枝拧绕子,双腿跪在烧柴上使劲拧着,棉裤的棉花都磨露出来了,还是没捆上,我俩满脸泪水跑到了父亲的坟前失声痛哭,问父亲我们捆不上怎么办?我们哭着……这时过来几位村民,他们用同情的目光看着我们,眼里也闪着泪花。原来山上打柴的村民听到了我们哭声寻到了这里。接下来的情形让我们感动不已,村民们一起动手,十分麻利地为我们捆好烧柴,并帮我们垛在一起,还对我们说:“以后你们和我们一起上山,你们小孩不会干这些活,我们还能照顾你们。”我和姐姐像见到了亲人一样,那纯朴的乡亲,那浓浓的乡情,那朴实的语言,温暖了我们,像一把希望之火在我的心头燃起,我们也不害怕了,从中也诠释了什么叫“乡亲”。
  烧柴打完了,可是没车拉。我就去生产队找队长,求生产队出车拉烧柴,队长说:“你家在生产队没工分,不能给出。”我说:“我家的烧柴没有了,怎么办?”队长说:“正好你现在放假就到队里来干活,挣够了工分就出车给你家拉烧柴”,我马上一口答应行行。第二天我起早来到生产队,队长让我和“半拉子”一起拉草炭肥,我不同意,因为“半拉子”一天挣整劳力的一半工分,我说:“我都十四岁了,可以和整劳力一起干活”,队长答应了。冬天草炭肥刨的块特别的大,我用锹戳不动,就用手搬。我拼命地干,竟发现自己站在哪里,哪里的雪地就有带血的脚印。我全然不顾,也不知道哪疼,就是拼命地装车,再跑到地里拼命的卸车。晚上回到家才发现我脚上的胶皮靰鞡坏了,后跟帮和底分开了,脚也冻坏了,鞋里连血加冰都冻在一起,脱不下来了。尽管我用尽了力气,干得还是比别人慢。我们车老板子也使劲地干,由于我干得少,我俩的车总赶不上趟。就这样干了两天,队长找我说:“你干整劳力不行,没人愿意让你跟车”,让我到“半拉子”组。干了几天我找队长问:“我的工分够不够拉烧柴?”队长说:“不够,差远了。”又过了几天,我又去问队长:“现在够不够?”队长说:“不……够。”我哭着说:“家里都快没烧的……”队长看我哭了忙说:“好了,孩子,别哭了。明天你不用来上工,在家等着队里给你派车上山拉烧柴。”第二天我们上山了,赶车的叔叔特别好,帮我们装上车,到家又帮我们卸了车。只有亲身体验,才知道烧柴来之不易,冬天不管怎么冷,做完饭我们也不再填柴。为了节省烧柴,我把自己家自留地玉米秸秆背回来做饭。
  要过年了。父亲去世三个多月,家里生活十分困难,我也不知道父亲有病欠下村卫生所多少钱,也不知道母亲为父亲看病在大队借了多少钱,三个月的工资都没还完。那个年母亲也没让哥哥全家回来,母亲对我和姐姐说:“家里欠款还没还清,今年过年咱不买肉和面。”也就是说不买“年货了。”年三十那天我们还同往日吃的一样,唯一的不同是晚饭早了,三点多钟我们就吃完了晚饭,饭后母亲就让我们上炕睡觉,当时天还没全黑,又是年三十,农村年味也浓,孩子们都打个小灯笼,三个一群两个一伙的在雪地上乱跑。这些小孩东家走西家窜,踩得雪地咯吱咯吱声,不时还放几个小鞭。我觉得好热闹,不愿睡觉,想起来看看那些小孩都在干什么,可是又不敢,怕惹母亲生气。我躺在被窝里听着外边的动静,突然听到集体户户长大姐在门外喊着母亲“朱姨怎么不打灯?”我高兴地马上打开灯,跳下地开门。回头我看见母亲满脸是泪,我和姐姐都吓哭了,边为母亲擦泪,边搂着母亲的脖子说:“妈妈你别难过,我们也不想吃好的,只要有你,我们什么都不要。等你工资停发的时候,我们就不上学了,上队里干活养你。”集体户的大姐见此景含着热泪走了。这个春节是我终生难忘一个苦涩的春节。
  母亲的同志听说父亲去世了,来看望母亲。我记得有一位阿姨姓魏,是某县长的爱人。还有一位同来的阿姨,我不认识。两位阿姨到我家就快中午了,我家那天中午饭是剩苞米馇子。刚过完年,母亲和两位阿姨聊天,我在外屋着急中午没好吃的,就跑出去到邻居家借了一碗小米,回到家里高兴地为客人做饭。边做饭边听屋里大人们谈话,我听到母亲一直在哭,魏阿姨说:“被下放人员的工资马上就要停发了,两个孩子还小,还都是女孩,家里没个男劳力,在农村怎么生活啊?不行的话你和组织请求请求,我帮你介绍一个,你再走一家吧。”顿时,我像五雷轰了顶,那时家家做饭都用泥盆,我连米带盆使劲摔到地上,推门跑了。跑到柴垛旁坐在那,不知哭了多长时间。我真的不想活了,我觉得自己小,是妈妈的累赘,母亲要是嫁人也不能带着我们,别人也根本不能要我们去吃闲饭,我们也绝不能去。我觉得家散了,没家了,我没有活的勇气,我不想再回家了。再说惹母亲生气了,也不敢回家了。哭着哭着母亲走了过来,把我抱了起来,也没有打我,对我说:“跟妈回家,妈哪也不去,我们娘三个死也死在一起。”
  这件事我终生后悔。我这一摔,摔丢了母亲的幸福,我这一摔,母亲守了二十二年的寡,父亲去世时母亲当年才四十六岁。母亲用她的孤苦伶仃换来了我和姐姐的幸福,母亲像三春的阳光给我们流泻着无与伦比的温暖。
  由于家里实在困难,姐姐高中还没毕业就辍学到生产队干农活了。母亲说我还小,不上学也干不动农活。我怕惹母亲生气,就听母亲的话还是上学。可是我非常惭愧,觉得母亲那么大年纪还要养我,我把家里的一切家务都承担了起来,放学后我从不学习,我满脑子是家里有没有粮,缸里缺不缺水,外边少不少柴,家里的自留地怎样种,园子怎样侍弄,大酱什么时间做。那年家里条件好了一点,母亲不让我们去打烧柴了,也不知道母亲在哪买回了一车枝丫,我欣喜若狂,那年的寒假我用父亲用过的锯,把枝丫锯成小段,再劈成柈子摆得整整齐齐。家里有柴烧了,可是做饭时还是不舍得用,每次做饭尽量到野地里拾点秸秆用。由于家里的事情不用母亲操心,从此母亲叫我“儿子”。
  跟随母亲走“五七道路”,四年的农村生活,使我终生难忘,尝尽了生活中的酸甜苦辣,体验了民间的疾苦。在那艰苦的环境里,虽然摧残了我少年的心灵,但从中我学会了坚强。母亲那种积极向上的品格、宽容的处事态度、坚强的意志,给我们奠定了坚实的做人基础,使我们在人生旅途上不管遇到多少曲折和坎坷,都能勇敢地去面对,去克服。

  老老实实接受改造

  到了农村,母亲老老实实接受改造,总是低头走路,小声说话,从不耽误一个工。当时“五七战士”还发工资,所以他们出工不给记分。冬天母亲和农民一样挥锹抡镐,夏天和农民一起铲地拔草,每天都是灰头土脸,挥汗如雨,累得腰酸背痛,母亲的手满是老茧和血泡。这些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摧残,母亲从不敢说一句累,不敢叫一声苦,还说这比在单位挨斗、在人前受辱强多了。
  开春了,大地解冻,万物复苏,春耕开始。一年之计在于春,这是社员们最忙的季节。首先是刨茬子,母亲的手满是血泡。有一天中午母亲也学着农村妇女的样子,收工挖点野菜,到家放到水盆里,母亲的手沾上水,疼得她叫了一声。母亲痛在手,我疼在心。我含着眼泪对母亲说:“反正你上工也不给工分,下午你别去了”。可是母亲说:“给不给工分我也要上工,妈妈是来‘改造’的,不干活那不是找挨斗嘛。”屯里的“五七战士”白天要和农民一起下地干活,“改造世界观”,中午就一小时回家吃饭时间,由于妈妈很多年不干农活了,又是快到五十岁的人了,所以速度总是跟不上,别人都干完回家吃饭了,妈妈还没干完,等妈妈干完了,社员又要出工了。晚上,下放人员还要组织一起学习,斗私批修,“触及灵魂”,狠斗自己“私”字一闪念,写整改材料,要到晚上十一二点才能休息,简直是又困又累。屯里各队都有政治队长监督着这些下放人员。隔一段时间母亲还要利用中午吃饭时间到公社“五七”办交认识材料,取学习材料。
  一九七0年秋天,上级来文件要求农村搞“抓革命、促生产”运动。几年的文化大革命都把会抓农业的生产队长斗下了台,说他们是“只拉车不看路”,各屯都是造反派上来当生产队长,这些人根本不会抓生产,当时翰章公社也是年年歉收吃反销粮。我们屯那年干一年活到年底还要倒找钱,很多人都不愿意上工,动员也不来干活,家家都不能解决温饱。当时公社领导也很聪明,凡是得罪人的事、撕不开脸皮的事、难办的事都让“五七战士”去做。公社想在搞“抓革命、促生产”运动之前抓个典型,之后以点带面。“五七”办领导找我母亲谈话说:“交给你一项任务”,让母亲带领屯里的“五七战士”动员原下台的生产队长重新上台抓农业生产。母亲回来后,每天收工后带领下放干部到四个队原老队长家动员,开始母亲一提起这事,这些人就轰下放干部出去,他们说:“把我们斗个三孙子样,我们不能吃一百个豆都不嫌腥,我们也不欠大家的。”可是母亲不气馁,不灰心,凭着母亲多年的农村工作经验,先是从这些人的爱人入手,帮她们搓苞米,帮她们做家务,边干活边做思想工作,动之以情,晓之以理。母亲还把以往老队长关顾的缺粮大户、因残致贫、因病致贫的贫困户、五保户及老社员请来做老队长的思想工作,大家都眼含热泪说:“你们不能不干,再这样下去大伙就得饿死。”五保户们说:“你们不能不管我们这些孤寡老人啊”,母亲看火候已到,站起来说:“老队长,我代表乡亲们求你们。”老队长们心里滚烫,泪眼婆娑。终于四个队的老生产队长都出来抓生产,也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,大家也都上工了。当时我们屯的农业生产搞得热火朝天,公社用典型引路的办法,让各屯来学习经验,全面铺开。
  为了搞好全乡的农业生产,公社“五七”办又把“五七战士”全部集中到公社,编上组,划上片,落实任务到各屯包村蹲点“抓革命、促生产”。我记得把母亲分配到最远的民生屯,距离乡政府30多里路。那年冬天下了一场暴雪,我和姐姐在家,母亲还没回来我们就睡了,睡到半夜还不见母亲回来,我俩穿上衣服想出去找母亲,一推门,雪下得太大,门打不开了,我和姐姐用劲把门推开点缝,用手捧、用小锹撮终于把门弄开了。我俩在雪地里爬着到了“五七战士”张叔叔家,敲窗户问张叔叔看见母亲没有?张叔叔说没看见,他们不在一个屯。张叔叔又说:“你们回家睡觉吧,雪下得这么大,可能你妈不能回来了。”我们又到了马叔叔、刘叔叔、韩叔叔家……都说不知道,可急坏了我和姐姐,怕这么大雪,母亲在雪地里犯了胃病,或遇上野兽和坏人可怎么办?天亮了,我俩趟着大雪走了好长时间来到了公社。我们到“五七”办找母亲,工作人员说不知道,后来一位女同志说:“你们等一会儿吧,下午两点多钟蹲点的“五七”干部回来开会。”我和姐姐站公社走廊等一会,出去看看。下午两点多钟母亲真的回来了,很远就看见母亲疲惫不堪的样子,我们跑过去见母亲的脸都冻坏了,下巴颏还冻起了大水泡。同母亲一起回来的“五七战士”见我们就说:“你们好悬见不到妈妈了,你妈妈昨天晚上回家都走迷路了,走了一夜。”这时我们的心都在发抖了。后来母亲对我们说那天晚上在屯里开完会都九点多了,当时雪特别大,乡亲们都不让母亲走,都劝母亲说:“你不能走,雪下得这么大,出屯都辨别不清方向,很容易迷路。”可是母亲惦念我和姐姐,怕我俩害怕,还是选择了回家。走着走着见一片白茫茫的,分不清哪是路,哪是屯,往什么方向走也不知道,母亲边走边爬,把母亲的手、脚、脸都冻坏了,一直到了第二天清晨,屯里升起了炊烟,母亲才找到了一个屯,还不是我们屯,是离我们屯很远的小站屯。母亲又累又饿实在走不动了,找了一户农民家,人家正吃早饭,母亲早已是饥肠辘辘,但是那个年代家家都缺粮,母亲也没好意思讨口饭吃。休息一会儿,又问了一下路,那户人家很好,母亲走时又把母亲送到路上,母亲就又坚持着回到了她蹲点的民生屯。
这一夜使我难忘,在那寒冷的雪夜里,我和姐姐在雪地里爬着找母亲,母亲在雪地里爬了一夜找不到回家的路。当时我们还小,找不到母亲那种心情是何等的无助,又是何等的失落,我们是多么担心失去唯一的母亲。我的母亲在那寒冷的雪夜里,是多么惦念着我和姐姐,这一夜母亲是用什么力量坚持活过来的……至今想提笔记录那一夜,几次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,使我不能继续。
  一九七三年秋天,随着国家“五七战士”返城的政策,母亲又调回县里,安排到敦化镇政府工作,结束了那段让我们娘三人刻骨铭心走“五七道路”的生活。
   难忘的“五七道路”是一条艰难坎坷、沉重曲折的崎岖山路,我的母亲在这条山路上留下了她清晰坚实的脚印。十年浩劫令母亲心里伤痕累累,无论肉体和精神都承受了无法排解的打击与创伤,但母亲没有低头折腰,反以常人无法理解的坚韧,顽强地生活下来。今天,在揭示当年严峻的社会生活中回忆母亲,我更清晰地看见,母亲在委屈压抑中是怎样掩饰着内心里的苦闷,这就是母亲在艰难岁月历经磨难、忍辱负重的形象。我提笔久久地深思……

 

  二O一三年二月二十日定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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